选专业时，长辈们给出的意见往往基于学某个专业是否“有用”，因为“有用”的专业更容易找工作，进而有个更好的前程，然而究竟学什么才算“有用”呢？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是不同的，与其随波逐流地妥协于大多数的观点，不如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不要作出让自己抱憾终身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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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，有一种问题经常在逢年过节或者亲友谈话时被抛出：

“你学这个有什么用？将来能干嘛？”

“你做这个有什么用？能赚钱么？”

“你读这些个书有什么用？有我过得好么？”

听着很耳熟，对吧？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我，就没有抵御住“学这个有什么用”的拷问，上大学的时候选了机械工程当专业。

够有用了吧？情况没这么简单。

大学的一个假期，我到一位长辈家里，长辈让我修坏掉的冰箱，我说我哪会修那个，长辈说都学工程了还不会修个冰箱么？

我说别说我不会了，学机电一体化的也不见得会啊。长辈说，都美国大学生了，这都不会有什么用嘛。

02

关于“有什么用”的问题，曾经我无力反驳，因为我确实不能干嘛，更没赚到钱。但当我发现自己可以干点什么，并且也可以赚到钱的时候，人们总能举出其他例子来，说，你看，没用啊。

这让我不禁想到网上流传的“学计算机但是不会修电脑”、“学心理学但是不会读心术”这样的段子。我突然意识到哪怕一个人选择了自以为最实用的专业，或者从事了自以为最功利的工作，关于有用和没用的认知，并不取决于这个人本人，而是取决于提问者的世界观和知识水平。这种反思，确实要归功于过去提到过的，中华文化里的“对他人评头论足，以证实自我观点”的精神。

客观来说，DNA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作为人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生存，并获得精神愉悦。所以显而易见的，饮食男女、社交互动，以及各种能获得认可的活动，所有这些有利于生存、并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进而使我们感到愉悦的，都可以被称作是有用的。

但后来我逐渐反思到，由于人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，对一样东西是否有用的判断，很多时候因人而异：衣食住行这样的生理需求，因为人所共有，所以对其之有用不会有什么争议；但位于马斯洛需求上层的许多行为和活动，是建立在高度细分的社会基础之上的，有用和无用，基本取决于这个基础是否存在。

比如我的姑爷爷会种菜，会养鸡，会盖窑洞，会砌花圃；我懂些英语，看得懂简单的工程图纸，还会基础的广告策划，偶尔也能写点东西，还有个大学文凭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的陕北农村，我会的这些东西毫无用处，我姑爷爷属实比我强多了；但在2019年的上海，我会的这些乱七八糟，可能比我姑爷爷的本事稍微有用那么一点。有用和无用，着实离不开社会基础的前提。

这样的社会基础差异，很多时候不仅来自于时代差异，也有“境地”的原因。就像某个故事说的：一个教授在海上和水手吹嘘自己学富五车，说水手好多东西都不懂，人生真是褪色了一大半啊。后来船翻了，水手问教授会游泳么，教授说不会，水手一摊手，“那您的人生彻底没了。”

03

身处不同境地的人，对一样东西是否有用，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个藤校毕业的投行咨询师，放他来刚通网的四线农村，八成是处处碰壁；而同一个村里的养猪大户兼屠夫，丢他去中东的清真寺厨房，基本也是两手一摊。这种情况出现得十分随机，确实也没法强求。

所以从长远来看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。获取技能的能力，与技能本身的不同在于，前者不一定能立刻有用，但却能不断地让你发现有用的东西。

比如Steve Jobs在里德学院辍学后上了一堂文字艺术课，他学到衬线和无衬线字体、改变不同字母组合间的空间、是什么造就了优良的排版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有希望在他当时的生命里被实际运用，但它是美丽的、微妙的、艺术的、科学无法描述的，以至于当十年后他在设计第一台苹果电脑时，它依然引领着他，设计出第一个有美丽版面的个人计算机。

比如青年德克诺维斯基在练球时，他的德国篮球教练让他完成学业、上乐器课、读文学经典。等他进了NBA后，回到德国过暑假，他的教练又让他学着练击剑、劈叉、双手倒立走路、负重起跳。没有一样东西在当时算得上标准的篮球训练，但它们塑造着德克的柔韧性、平衡能力、体重适应和完善人格，更让他懂得如何学习。直到后来，在一次奇怪的训练中，德克被要求站在罚球线，用一只脚起跳投篮——他把它练成了后来天下无双的金鸡独立后仰。

我们有时判断有用无用，是看着眼前的鱼；有时候判断有用无用，是在预测自己能不能靠着捕鱼技术得到更多的鱼。于是这很容易导致我们在考虑是否有用时产生认知差异。

因为鱼的好处显而易见，而渔的优点就需要多琢磨一下，要发挥一点主观能动性，有时候还需要有渔具这样的物质基础。

04

依靠一项技能获取过益处的人，得到的积极反馈越多（并不一定是来自于外部的），便越能从中获得乐趣，于是越相信该技能有用；没有依靠该技能获得过利益的人，自然越觉得该技能无用，并不相信此技能可以带来多少乐趣。

所以任何一个专业、行当、领域甚至爱好，在内行和外行眼里都有很大的认知差别。

我有一个朋友是耳机发烧友，是混迹各大论坛贴吧，收藏、倒卖各种珍贵耳机、功放甚至元器件，自己没事戴个大耳罩把音量开到极大可以自我陶醉半天的那种。他就很难跟他的亲友们解释听耳机和收藏耳机的行为，又无法公开发表“我听的是人生”和“你们懂个P”这样的违逆言论，只好听着大家念叨“这耳机肯定很值钱吧”、“当二道贩子赚不少吧”，然后频频点头附和。

因为设备带来的乐趣和音乐带来的美好，双方的认知实在差别太大，他深知难以解释得清，精神上的东西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领会的了，于是只得附和“耳机很值钱”这种众所周知的好处了。

反过来想，作为提问者，我们在问出“这个有什么用”的问题时，并不是想得到“有用”的答案并争相效仿，也不是想得到“无用”的回答并嗤之以鼻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只是为了满足自身，用一个回答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罢了。

但如果因为自己的既有观点没有得到满意的证明，就鄙视事物本身的意义，便是大大的不对了。

王小波在《智慧与国学》里是这么吐槽的：

而作为回答者，当被问到“学这个有什么用”、“干这个有什么用”时，当你自知是乐趣使然，外人却无法领会时，哪怕解释不清，大可心安理得好了：

“大概是因为这事儿很挣钱吧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

“学数学有什么用，很多年后我连log是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没用啊。”

因为读书无用论的产生和淘汰，社会结构的统一和细化，对“有用”的认知差异的增长和消除，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个人并不能左右。哄罢提问者，继续走自己的路吧，记得我们的DNA里就写着两件事：

吃不饱饿的——满足生理需求；

吃饱了撑的——满足精神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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